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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王应麟之言,往好处讲是金玉良言,是给赵昺一个提醒,要他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,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,从而引发朝中动乱;若是赵昺心眼儿小点,那就会理解成对自己的威胁,不要成为士人们笔下遗臭万年的昏君。这话要是别的皇帝可能还真有所顾及,担心史书上留污。

    不是有人说唐太宗之所以开创了一个盛世,就是因为其夺权是逆取,朝廷在修撰《晋书》的时候就有些议论传到他的耳朵里,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。唐太宗为此感慨,言称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?对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会记得这么牢,做了很多好事却总是记不住。而他要改变历史对自己的记录,唯一的道路就是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。

    但是赵昺不怕,他明白世上没有完人,一辈子不可能总做好事,也不会让每个人都拥护。也知道无论是谁都会被历史遗忘,在他上辈子提起唐太宗可能只是出现在历史课本中,可能都没有其那个傻兄弟出名,而被历史上认定的奸佞反而被平反,被人们时常提起。所以他还真不在乎史书上怎么评价自己,是明君是昏君岂能是几个所谓的名士能够评判的。

    赵昺也并不否认儒士们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,尤其是在宋朝士人取得的成就。宋儒再次开启了历史文化溯源运动。这次运动出现了很多极其聪慧光芒四射的大学问家,那便是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宋儒天团,他们创造的历史,与唐儒相比,那是欺负唐儒。和汉儒相比,也只能显得其更加的璀璨,也更为出色。

    但是,赵昺以为宋儒们的路似乎走的有些偏,并且越走越远逐渐偏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本旨。出现了体系化,本体论化的特征。也就是说,宋儒的理学,更像是柏拉图的那种类型的思想,而不太像老庄孔孟的那种思想。他们的工作虽然很出色,但是却似乎用力过猛拔断了源头的那颗根。以至于后世的几朝,再也无法发起文化溯源运动,使儒学失去了活力,变的故步自封,走向了狭隘和偏激。

    不过随着儒学在宋朝占据了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地位,儒士们也开始膨胀了,产生‘以我独尊’的想法,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左右国家政策的制定,参与权力的争夺,甚至挑战皇帝的权威,并开始排斥其它学派的思想。俨然已经成了控制国家的幕后集团,要将皇帝虚化。

    要赵昺说此时的儒士们有了主人翁思想是社会的进步,但同样是作死的行为,他们忘了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谁,忘记了现在仍然是君权社会。且的他们的思想中有了许多的不合时宜,比如儒家讲的伦理靠的是人的自律,这当然是需要的,而且非常重要,但有许多问题和情况不是靠自律能解决的,因为人有趋利的本能,于是便需要有法制来限制和监控官僚们行政过程中的行为。

    适者生存这是常理。儒士们在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动乱后,也意识到必须要顺应历史的发展,才有了对儒学的重新阐述,并对其它教派的理论进行了融合。而他们在宋初也并不否认司马谈在《六家要旨》提出的“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”的观点,认识到儒法两家在社会治理上各自的视角不同,服务的对象则是相同的,它们之间在观念上有差异,各自的侧重点不同,但殊途同归。

    赵昺以为这是对的。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,观念上有差异,但目标是一致的,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。从统治者的角度讲,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。乱世的时候,为了治乱,故要有重典,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。在治世,则偏重于儒家,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。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,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,过去了又会返正。

    而儒士们忘了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同样深谙此道,官大了,权重了,往往指挥不动了,它自成体系,而且可以一手遮天,在上者情况不明,何以制之。而君王在一个人无法对付那么多在位权重的大人物,那他的做法就支持小人物起来造反,让小人物作撬棒,以观大人物的动向。

    如果大人物收敛听话了,便到此为止;如果不听话,那就放手让小人物去作梗,打压大人物的威风,而小人物有君王的支持,也有恃无恐,自能领悟君王的意图,尽心尽力,君王则能利用这种关系,谋求权力结构的平衡;如果小人物出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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