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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带沿水路运铜钱到京城，运一千贯钱的运费就大约是一千五百贯。三司收到他们的钱，还要额外搭五百贯进去，实际上是亏本的。这铜钱还不能不运，不然天下铜钱分布严重不均，造成的后果比这亏五百贯还严重。
所以地方上一些细碎小额的税，为了压缩成本，会以一定的数额让揽头扑买。揽头由官府授权收税，比定额多了便就是自己的利润，比定额少了自己补上。这不是包税制，而只是一种灵活的收税形式，实际上徐平前世在某些年代也曾经在农村地区的集市广泛施行过。没有办法，这些税的收税成本太高了，官方又需要这笔钱，只能这样做。
收税的成本是由地方负担的，所以只看收了多少税并不能反映民间的税负负担，还要看为了收这些税花了多少成本。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，而且也敏感，以前大家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。三司财政宽松了之后，徐平首先就是免掉了那些细碎的税收。
大额税收的成本相对来说低得多，再配合公司制度，收税成本一下子剧降。而最重要的是银行系统，一些固定税收地方上要求自己主动交到银行去，官府的精力在查那些偷税漏税上。银行不再需要把铜钱运到京城，再从京城运到地方这个程序，资金流动的成本也降了下来。这些措施综合下来，现在三司从全国收税的成本只有以前的几分之一。
把这些问题剖析清楚，徐平对赵祯道：“陛下，为何三司收上来的钱多了，地方上的羡余也多了？说破了其实很简单，现在收税比以前便宜了。以前天下收上来五千万贯钱，实际上地方可能花了四五亿贯。而现在收上来一亿贯，地方可能只花两亿贯。若是再算上这些年新开的工场、商铺增加的税收，加上三司属下的蔗糖务、营田务、银行和各种公司赚来的钱，则地方负担实际上比前大规模地减轻了。以前天下州县出五亿贯的税赋觉得紧巴巴的，现在则只出一两亿贯，自然就宽松许多了。而且还不只是如此，其实花钱也一样是要本钱的，这两年三司花钱的本钱也一样降下来了。银行的好处，便就是如此。对于朝廷来说，实际上赚的利息之类都是小头，对天下最大的好处，是把不需要花的钱省下来了。”
商品生产和交易有成本，资金同样有成本，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是一样有成本。成本在总的数额中占的比例不大自然可以忽略，但这个年代不行，因为官方从民间收上来的钱中成本才是大头。看社会百姓的负担，不能光看中央朝廷收了多少钱，花了多少钱，还要把这些收支的成本算进去，不然可能就与事实天差地远。
历朝历代的苛捐杂税，其实真正落到中央朝廷手里的才有几个钱？大多数都花在收税的成本上了。越是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，成本越高，这才是刻剥征敛对民间最大的危害。
现在民间对徐平所推行的新政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好处，不是减了多少税，不是每年多赚了多少钱，而是同样交那些钱，负担却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。只看赚钱，有多少生意能有本钱几倍的利润？但从降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成本的角度看，银行系统建立起来，却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。至于收到的利息和对商品经济的支持和推动作，那是后劲。最立竿见影的，首先是民间的税收负担在不加税不减税的情况下，大幅度的降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