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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满不在乎的说道，“他们也得敢啊，荷兰人就不说了，船小还像点摸样。郑芝龙那几条船，破烂流丢的，一炮打过去还不得立马散架。”
几个人都没言声，显然郑芝龙也好，荷兰人也好，都不愿意显示出敌对的态度来，侦察的时候都用旧船小船，显然有避免擦枪走火的意思。
钟博士借此机会问起目前的海上的方位测试的效果来。
由于航海钟的开发滞后，所以目前海上的编队主要采取的领航船领航的模式，有一艘装备有旧时空石英表的船只担任领航船，旗舰也装备钟表，作为后备。
对于那些比较重要的船只，则船长直接配发一块旧时空带来得机械手表，不过，这仅限于极少数船。
但是这一方式并不可靠，机械手表可能会停走，领航船只在风浪中或许会失散、沉没。因而对于元老院指挥下得大多数船只来说，测定经度采用得是“月距法”。
简单来说，就是使用六分仪观测月亮和太阳之间的距离，来判断船只所在的经度。
1514年，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?沃纳（johannwerner）通过观测发现，月亮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每时每刻都在改变，大约每小时移动一个月亮直径的距离。他假定地球上观察到的月亮行为都是一样的，只要在两地分别观测月亮，准确记下它移动到某个位置的时间，就能算出两地的经度差。
但是这个“月距法”需要准确而又完整的星表。在旧时空，这是天文学家花了几十年才观测绘制出来了。不过，对于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元老院科技部来说这不成问题。借助现有的天文资料和计算机、天文软件，钟博士很容易就拿出了精确的南北半球的星表，接着又计算出了从1631年开始每一年的《月距表》。于是科技部在1632年出版了《航海年鉴和天文星历》，把1632年整年的月距和经度的关系列举了出来，还附有一把专用计算尺。海员利用计算尺和年鉴，可以在20分钟内计算经度的时间。至于精度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。
不过陈嵩对这一方法却颇有微词――因为月距法需要相当的数学计算能力，虽然钟博士推出了专用的计算尺和数表，大大简化了计算难度，但是对大多数是文盲出身的船长来说实在是有点难。幸好目前大多数船只走得都是传统航线，对精确测算经度的需求不大。勉强也凑合了下去。前往台湾和济州岛的船只则都配备了海军学员来充当航海长，担任计算领航的任务。
陈船长正在抱怨，这时候信号兵来报告，从旗舰发来信号，有一艘“未识别船只”正在距离编队三海里外航行，护航的巡逻艇已经去临检了。
钟利时拿起自己的俄罗斯望远镜，顺着船长指点的方向望去，果然海面上有一艘孤零零的大福船，附近的双桅巡逻艇正迅速朝目标靠拢过去。
对方显然没有抵抗的打算，很快就落了帆。巡逻艇上的海兵登上了福船，开始临检整艘船只。
穿上的水手都是大明百姓的打扮，开出口是地道的闽南口音。海兵上士打量了一下出来迎接的船主，看上去都是明朝人。
盘问之后知道这是一艘从泉州前往大员的福船，船上运得是福建的靛蓝和砂糖，还有二百多名福建移民――荷兰人为了获得劳动力，增加税收，对运去移民的船主开出了不错的奖赏条件。
检查下来也证明船老大并没有说谎。除了贸易商品和移民，船上还携带了一些日用杂货。虽然也有几门用来自卫的土炮和火药铅子，但是并无任何异常的情况。因而巡逻艇在临检之后就让他们离开了。
点头哈腰的船老大目送着巡逻帆船掠过浪尖，迅速的赶上已经远去的船队，眼睛里露出了一丝光芒。
“西班牙妓女”在拖船的牵引下缓缓进入高雄港――打狗的名字未免太过“低俗”，政务院已经下令按照原时空的地名改为“高雄”。
台湾的这个桥头堡，原本元老院常委会在会议中建议在高雄成立“台湾州”或者“台湾省”，但是政务院认为眼下对台湾的控制仅限高雄一地。整个台南尚未统一。直接设立“州”或者“省”为时过早。
最终决定只在高雄设“市”。这个市的“市长”，是个叫魏八尺的元老。
此时，他正坐在码头的海关廊檐下准备迎接元老的到来。